究其原因，一方面今年以来连续两次降准、市场流动性趋于宽松使市场整体利率水平较去年出现明显下降，企业生产经营活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陆续出台了减税降费的政策，加之各地重点项目年后相继开工，财政政策变得越来越积极，由此产生了较好的带动效应。但是目前尚不能据此就乐观地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迎来了全面复苏，具体可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和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末下调了2019年、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将分别放缓至3.5%和3.6%，比2018年10月的预测分别降低0.2%和0.1%。美联储最近一次召开的议息会议认为美国经济有进一步放缓的迹象，将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由2.3％、2.0％下调至2.1％、1.9％，同时下调了通胀预期，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让美联储决定大幅放缓加息节奏，目前维持2.25％~2.50％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不变，大多数美联储委员都认为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加息，2020年也仅加息一次，并预计将于今年9月结束缩表。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美国国债利率上，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1年期国债利率出现了罕见的倒挂，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共出现了5次较为明显的经济衰退，而每次衰退前一年左右均出现了长短期国债利率倒挂的现象。综合来看，虽然美联储停止加息会使美国利率对我国利率的牵引作用大幅下降，中美利差很有可能未来回归“舒适区间”，但在近两年我国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涨的背景下，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跌会对我国出口部门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从我国经济所处的环境看，虽然短期经济呈现出企稳态势，但从宏观经济的几个常见观察指标看经济复苏的根基仍不十分牢靠。一是社会整体消费增速仍处于历史低位，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同比增速2月虽较1月有所回升，但绝对增速仍处于近15年来的低点，未来随着系列减税政策的落地，预计社会零售品消费是有希望出现一定程度回升的，但重新回到两位数的增速难度较大；二是汽车、空调等耐用消费品销售仍处于下行区间，特别是在城镇化率提高速度放缓趋势下去库存压力较大；三是房地产销售面积今年1~2月同比下降至-3.6%，且下游销售的下降已逐渐向上传导至上游开工与拿地环节，一二三线城市今年以来经营性用地成交建筑面积同比已由正转负，一线城市土地拍卖市场溢价率也较前几年出现大幅下降，预计未来商品房开工增速会进一步下行；四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去年年底至今虽已有所回升，但受清理隐性债务影响各地城投公司融资进一步受限，基建投资增速预计今年反弹力度不会很强；五是短期全球多个国家出台了以铁矿石、稀土等矿产为代表的资源产品限产政策，进而导致上游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出现上涨，这对于我国本就处于弱势的中下游制造业将造成不利影响。

如从信用扩张角度观察，我国目前已由去杠杆转为稳杠杆，全社会总体杠杆率保持在250%左右。去年至今央行采取了多次降准、扩大MLF抵押品等一系列措施向商业银行释放信用，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确也有了大幅改善，但考虑到居民杠杆率过去两年上升速度过快且主要是购房贷款增加所致，短期继续加杠杆空间已非常小，政府杠杆率表面虽有提升空间，但如考虑各类清理隐性债务问题，实际提升空间也有限，工业企业杠杆率本身就不低，加上当前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仍在负向区间，短期也不具备再次扩张信用的能力。

归根结底，过去10年每逢经济下行就增加举债、以债务扩张提振经济的旧模式已走到了尽头。达里奥经典去杠杆理论指出，去杠杆政策一般存在4种方式，压缩支出、债务违约与重组、债务货币化和财富再分配，过去两年我国去杠杆操作主要集中于压缩支出与债务货币化方面，未来只有加大债务违约与重组和财富再分配力度，才能让背在经济肩头沉重的包袱卸下，才能让经济由债务驱动真正转向创新驱动。而且，这一转换不仅需要摒弃一到经济下行就放松地产调控的传统做法，更需要大力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以及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减税降负、提升对外开放力度等举措，是一套系统性的工程。

综上，短期经济虽已出现一定企稳迹象，但综合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存在增速继续下行的可能，以及我国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消费增速仍未见明显回升、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进一步遇冷等多方面因素，当前切不可掉以轻心，需进一步加大各方面改革的力度以夯实经济企稳预期。